没有全面依法治国，我们就治不好国、理不好政，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。
从地方性知识等文化阐释角度出发，他指出法律乃是一种赋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务的特定意义的方式(24)，法不具有普适性，法律是建立在特定的语境之下的一种本土化资源，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，这就很难成为一门科学。(42)习近平：《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，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》，载《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283页。
不能从文本到文本，而要借鉴各种学科的知识丰富法学的内容，解决法学的问题。法学的未来发展需要面向互联网、高科技和大数据，面向现代市场经济，面向中国社会的实践需要。理论创新的形式多种多样。①就像任何一门科学以探究实质性的、解释性的真理一样，法学也是在寻求法律现象的必然规律。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提出了机器人的法律地位、人工智能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、人工智能产品侵权、算法黑箱等问题。
正如霍姆斯所言：在法律的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之人或许眼下大行其道，运用统计学之人以及经济学的行家里手则引领未来。在罗马法时期，《学说汇纂》第一卷说，法学(iuris prudentia)是关于神和人的事务的认知，是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。[9]参见朱庆育：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，《中外法学》2010年第4期，第494页。
[37]对民法法典化的近期怀疑，参见（德）托马斯·西蒙：何为立法？为何立法？，载（奥）汉斯·凯尔森等：《德意志公法的历史理论与实践》，王银宏译，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167-181页。宪法的封闭性，是由宪法的性质决定的：[36]一方面，宪法之最高法的地位意味着，《宪法》之外的规范虽有可能承担宪法性功能，但它们并非真正的最高法规范，否则是否被写进《宪法》将毫无意义，于是任何类型的法律、甚至法律属性成疑的宪法惯例中，都可能包括真正的宪法规范。于是，与法典匹配的体系性只能是如下含义：本法规范完整且自足，[21]或如边沁所言，本法是完备的。这种完备价值既可能要求封闭的体系性，例如宪法和刑法。
[29]如果承认无总则之法典仍是法典的合适类型，那么它依然存在法典化的可能。一旦允许法官透过创造性建构来弥补实在法的漏洞，涵摄机器的角色必将轰然倒塌。
他对法律的载体或表现形式的期望是：它必须是体现功利原则（utility）的、众所周知的、完整的和展现出合理性的，以上就是无所不包之理性法典的基本要素。简单说，宪法事项与行政法事项之间，存在着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。其二，总纲之外的条款很难被视为分则，最明显的是第四章（国旗、国歌、国徽、首都），它与总纲几乎只是位置上的不同，与总分则的性质区分毫无关联。另一方面，这种完备性价值的规范形态，在实在法上表现为位于总则中的原则，而且如果它因某些原因毋需呈现，这就导致毋需总则的法典。
道理非常简单，法体系一定是关于法律的体系，所以使得法体系得以形成的一定只能是特定的法律。[46]也就是说，边沁的具体看法附着在一个抽象的理论框架之上：在法典的背后，一定存在用以支持其法典化的价值。然而，这些用来表达异类规范的成文法，一方面处在应当法典化之部门法领域中，另一方面又独立于本法之法典。反省这个一般理论，正是文章的逻辑起点。
进入专题： 法典化 法体系 法律总则 。他不但提供了一套完整且独立的法典化理论，同时他也编纂了一整套的、主要包括宪法、刑法、民法、程序法在内的万全法典（pannomion），并被认为与欧洲大陆的法典类似。
此时，似乎可以从xa、xb、xc、xd、xe、xf中提取出x的公因式，但由于与xa矛盾的规范只能是-xa，所以xd明显不与xa矛盾，它的确可能是尚未发现的本法规范。[29]显然，对法典化而言，第一种情形最理想，因为提取公因式以获取总则的作业必然成功，其法典化再无障碍，这是一种由完全总则导致完美法典化的理想形态。
第二，单行法，是法典在概念上的对应物。因此，宪法必须始终尊重其他部门法（法典）的价值完备性。因为，任何法律法规，都无法抗拒体系性的要求，它自然也会蕴含着原则的部分。[31]此处蕴含的条件是，x类规范的数量多于m类规范。接续刚才的讨论，单纯看法律的表现形式，单行法与法典并无优劣之分，但如果聚焦特定法律，情形就会明显不同：如果法典是其唯一合适的表达形式，那么一旦它以单行法的方式呈现，就应当被判定为缺陷和错误，而法典也就成为其应然的表现形式。也就是说，立法的结果一旦被以书面形式写定，就代表着不同意者不复存在，它就是政治共同体的共识。
（二）宪法的体系化功能 乍看起来，具体的包容方式无从着手。处理这些交集，是宪法发挥体系化功能的另一个领域。
最致命的是第三点：一定要反对封闭性吗？是否某些部门法必然要求封闭性？这类法律其实不难寻找，宪法和刑法就是唯二的代表。而且它也是无效的，因为这等于否认了宪法的假总则的地位和功能。
但由于应法典化之部门法必然拥有完备价值，那么此类部门法一定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部分，于是法体系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，它一定是破碎化的。法律总则依靠提取公因式而获得。
因此，对那些应表现为法典的部门法而言，其法典化的最终结果并不仅是一部法典的编纂完成与施行，而且也意味着本部门法中原有那些单行法的同时废止。[14]一旦体系性与法律总则的条件齐备，那么所有的部门法、甚至所有的法律法规就可被安排在同一部法典中。但这明显挑战直觉：如果所有法律现象都能法典化，那么是否法典化就毫无意义、更加称不上成就，这等于彻底否认存在有别于法典的其他表现形式。如果还将原则视为特定价值在实在法上的规范表达，[47]那么总则将由分则之共同规定与价值这两个部分组成。
[10]参见周佑勇：行政法总则中基本原则体系的立法建构，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21年第1期，第13-25页。[56]甚至，对于无总则之宪法而言，由于它的全部内容都应当被理解为价值承载体，所以在理论上，一旦特定内容被规定在宪法文本中，那么就意味着它将免于立法上的改变。
之所以应由宪法来处理，是因为冲突各方均属自足的完备价值，由任何一方给出处理方案，都难免有否定对方价值自足性的效果。另一方面，伴随着部门法学对于规则与原则两分的逐渐接受，且原则在实在法之恰当位置主要就是总则，本法总则的获取绝非难事。
然而尽管如此，却不能由此得出只有成文法传统才有法典的结论。如果要想使法体系能有效涵盖未来，那么势必要放弃封闭性。
是时候直接面对价值的完备性。因此，一旦脱离具体法律而谈论法律表现形式，单行法与法典都将是合适的类型，而非只有法典才唯一合适。同时，由于体系性应当被理解为完备性，所以这种特殊的价值一定还得是一种具备完备性的价值。而同类且复数的单行法的抽象名称一定是部门法，因为只有同一法律部门才可能拥有同类且复数的单行法。
那么，这是否意味着只要存在异类规范，就会因无法获取总则而使法典化归于失败？此时存在三种可能：第一种情形最有利于法典化，即本法均由x类规范组成、根本不存在mn类规范。但以上说法并不足以辩护总则的意义，因为这明显会危及法典的应然属性：如果等号左右意义相同，提取总则以形成法典与保持原样不懂，之间差别不过是体系效益。
然而，一旦该成文法是法典，其中就必然蕴含某种独特的完备价值，且该价值将会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力行使：立法机关的新共识必须以尊重该价值为限，那些摧毁、否定该价值的行为，不再能是恰当的立法行为。[67]除非，行政法、经济法与环境法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或正在形成完备价值，否则其公法属性不可否认。
并且，对法典的理解，还会限制或决定另外两件事情的具体含义。另一类，是通常排列在这些一般规定之前的原则部分，例如刑法典的3-6条、民法典的4-9条。